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探究
下水道是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伦敦的下水道改革历经四个阶段。19世纪初，因伦敦排水不畅，下水道委员会被指责为“腐败无能”。19世纪中叶，以查德威克为代表的卫生派为改善城市卫生，支持小管道下水道方案将垃圾排入泰晤士河，造成“大恶臭”。此后，首都市政工程局采用巴扎戈特的下水道设计方案，将下水道排水口置于河流下游，也造成排水口恶臭。19世纪末，迪布丁推行“生态下水道”理念，对固体垃圾和液体垃圾区别处理，解决了下水道垃圾处理和气味难闻的问题。伦敦下水道改革是英国城市化过程中下水道改革的缩影，也是更新市政管理观念、摸索和改进下水道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下水道作为一种城市公共设施，主要用于汇集和排放城市产生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液。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工厂林立，人口剧增，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废液和生活污水的增多，并对城市排水和下水道建设形成了新挑战。伦敦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政问题尤为突出，下水道改革迫在眉睫。国外史学界在研究伦敦的公共卫生运动、垃圾处理、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the Great Stink）及随后的供水改革和河流污染治理中皆论及下水道改革，往往把它视为伦敦相关社会改革的背景或推动相关改革的催化剂。如学者们在论述19世纪中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领导的公共卫生运动时，大多会论及城市污水经下水道排入河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专题论述伦敦下水道改革的论著，也大多择取某一时期（如19世纪中叶）、某一人物或某一机构为研究对象，如首都下水道委员会（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和首都市政工程局（the Metropolitan Boardof Works）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的概况，但缺少对伦敦下水道改革的纵向梳理。国内史学界对伦敦公共卫生改革、供水改革、泰晤士河“大恶臭”及河流污染治理等方面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唯独遗漏了对下水道改革的研究。故而，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重在梳理19世纪伦敦下水道改革的发展历程，并评析其利弊得失，以此展现英国下水道建设的发展轨迹。伦敦的下水道建设可追溯至13世纪后期爱德华一世时期（1272—1307年）。当时英国在泰伯恩（Tyburn）修建了一座蓄水池，通过管道向伦敦输送水源。为解决伦敦的排水，1532年议会允许伦敦设立八家下水道委员会（Sewer Commissions）负责排水事务。八家下水道委员会主要关注城市地表水的排放，对地下排水充耳不闻，缺乏统筹，导致地表水的管理也不尽如人意。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开始修建位于地下的下水道。截至1751年，伦敦下水道总长度达49英里，仍不能满足需要。19世纪初，伦敦普通家庭的日常垃圾涌入住所附近的化粪池或私人排水沟，雨水和公共污水经由公共下水道排放至里河（Lea River）和泰晤士河。为防止公共下水道堵塞，政府严禁二者相通，违者予以罚款。随着人口的剧增和城市的扩大，伦敦的日常生活污水日渐增多，致使街道上污水横流。1815年，伦敦的八家下水道委员会允许化粪池和私人排水沟与公共下水道相通，所需费用由私人承担。此举所需费用较高（约为17英镑6便士），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力，没有普遍实施，但加快了下水道污水直接涌入河流的进程。据统计，到1828年，连通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达139~145条之多。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兰巴斯（Lambeth）从郊区发展为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是伦敦的缩影。此地厕所和化粪池四溢，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下水道处理系统。伦敦东区的低地一带也是如此，“排水的河道和沟渠依然处于自然状态，水面上充满着污秽的东西”。1833年议会通过的《一般下水道法》（GeneralSewers Act）允许下水道委员会兴建新下水道，因没有得到3/4住户的支持而不了了之。1834年，艺术家约翰·马丁（John Martin）设计了一种供水和截流下水道系统，主张通过两个“巨型贮存器”把城市垃圾卖给农夫，所得收益用于补贴修建下水道的费用。这种设计方案被视为艺术家的“幻想”而束之高阁。人们往往把伦敦排水不畅归因于下水道委员会的“腐败无能”，这样的印象和结论来自查德威克1842年出版的《大不列颠劳动人民卫生状况调查报告》（Report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以下简写为《报告》）以及此后的两份议会调查报告。查德威克在《报告》中指责该机构“管理失职、浪费资金和措施不当”。需要指出的是，1830年代的议会调查并没有对下水道委员会有任何不满，查德威克在1840年也认为伦敦“可能”比欧洲任何首都的排水更好。1848年，土木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ion of CivilEngineers）主席约翰·沃克（John Walker）还认为，下水道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下水道体系的兴建，从而使伦敦“比世界任何城市更略胜一筹”。从现在的角度看，学者们也为下水道委员会辩护，经济史家克拉潘认为当时伦敦的排水存在技术难题；罗森塔尔强调，缺少有效又可靠的下水道处理技术才造成下水道委员会无从下手。查德威克的《报告》不仅揭露了英国各城镇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下水道不足等问题，还明确提出政府和社会有义务改善卫生事务的观点。对查德威克来说，社会整洁的核心是各城镇兴建完善的供水-下水道系统。《报告》不仅使下水道委员会成为众矢之的，也为推行查德威克的下水道建设方案奠定了基础，在当时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最深远的蓝皮书。1840年代是英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猛增长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丛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媒体主张兴建、修理和清理公共下水道，要求提升城市排水标准，进而推动议会出台相关立法。1846年，议会通过《垃圾清理和疾病预防法》（NuisancesRemoval and Diseases Prevention Act），责成新机构首都下水道委员会（MetropolitanCommission of Sewers）负责伦敦的下水道管理工作。1847年底，霍乱有可能再次传入英国的消息又引起众人恐慌。1831—1832年的霍乱经历让英国人心有余悸，促使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立即把调查的重点从排水沟转向霍乱预防。第二年夏，霍乱第二次出现在英国不久，议会通过《公共卫生法》（PublicHealth Act）。该法规定：凡新建房屋、住宅，必须辟有厕所、安装抽水马桶和存放垃圾的地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部门拥有管理排水和供水系统的权力；设立卫生总会（General Board ofHealth）负责公共卫生工作。此外，该法第一次明确允许家庭日常垃圾排入公共下水道。各地的霍乱疫情报告不断证明“良好的排水沟和通畅的下水道能够预防霍乱和瘟疫”。伦敦对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置若罔闻，年底再次出现霍乱后才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房屋排水和主干道排水。伦敦城区的16 000 栋住房中，只有7738栋有排水系统，近1/3 的居民区根本没有安装排水管道。查德威克批评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的下水道建设缓慢，导致垃圾冲刷力不足。还有人认为下水道传播霍乱。可以说，“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想使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下水道问题拖延日久，与政属多门有关。除首都下水道委员会外，各教区、铺路委员会（the Paving Committee）和供水公司也拥有下水道的部分管理权，造成权责不清和互相扯皮。查德威克主张由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统筹管理伦敦的市政工程，具体负责房屋排水、主干道排水和道路整修清扫等事务。在下水道的设计上，首都下水道委员会支持大管道系统，其形状是上下垂直、底部扁平。大管道系统耗费砖块较多，预计每英里花费约1116英镑。查德威克认为其缺点有三：扁平墙不如弯曲边坚固，容易倾斜乃至倒塌；底部扁平延缓污水的流速；顶部无盖，有可能飘散下水道气味。故而，查德威克主张采用市政工程师约翰·罗（John Row）的椭圆形（蛋型）设计方案，即小管道系统。他认为，小管道系统的排水道直接与房屋的排水沟相连，管道细，水流急，能够快速冲刷垃圾。最终，查德威克的观点占上风。他关注伦敦城区170个教区和各家各户的排水，积极推行新建房屋安装抽水马桶、旧房用抽水马桶代替化粪池的举措，汇集的污水和垃圾通过下水道流入河流，视之为最快速、廉价和便利的垃圾清理方式。这样一来，下水道污水和垃圾、居民的日常垃圾、屠宰场废料、动物尸体和工业废液都随下水道流入里河和泰晤士河。下水道的垃圾流入河流是否会造成污染和引发疾病，也引起各界关注。查德威克认为，“下水道的垃圾涌入河流会污染河水，但与人口稠密地区垃圾堆积所造成的肮脏相比，其危害微乎其微”。实际上，地面和地下污水排入泰晤士暂时解决了伦敦的污水排放问题，但造成了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这是查德威克始料未及的。周刊《庞奇》（Punch）曾于1849年刊登一幅多弗（Dover）向泰晤士河排污的漫画，反映出人们对泰晤士河污染的认知：“多弗的做法使人们厌恶威斯敏斯特流入泰晤士河的12条下水道，因为它们污染了河流。污染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恶臭的下水道，成为大家的共识。泰晤士河流经之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美好时代干净清澈的河水，如今却成为致人死命的毒液。”据统计，1840年代末，每天约“250吨的垃圾流入泰晤士河”；20年后将达到成千上万吨。1851年2月，周刊《家常话》（HouseholdWords）以“父亲泰晤士河”为题描述泰晤士河的愤怒，提醒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疾病近在咫尺，有可能遭到河流和下水道的报复，因为他们共享来自泰晤士河的同样的水，同样的空气。泰晤士河说：“我愤怒至极，你别指望我泪流满面而不报复那些侮辱我的人。死猫烂狗流入我的胸中。河岸附近的屠宰场、鱼市或墓地出现斑疹伤寒患者，还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猩红热病人——因为主下水道流入我。我深受伤害，我要报复。”1853年，霍乱第三次出现在英国各地，也包括伦敦。议会和公众对查德威克的公共卫生改革失去了耐心。第二年，查德威克下台，原因在于他支持的污水处理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小管道方案冲刷力不足，污染了泰晤士河，还加剧了霍乱等疾病的肆虐。1855年，议会通过《首都城区管理法》（MetropolitanLocal Management Act），授权首都市政工程局（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负责管理伦敦城的公共事务，如敷设街道、下水道，修筑堤坝，街道命名，住房编号等。该法首次明确伦敦的市政管理职能，首都市政工程局的设立也成为伦敦市政管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首都下水道委员会因无力应对1853—1854年的霍乱被指责为碌碌无为，迫使议会将下水道改革的重任寄托于首都市政工程局。与此同时，泰晤士河的污染日趋严重。1855年《庞奇》刊登了《法拉第向泰晤士河递名片》的漫画，形象地描绘出河流的恶臭让法拉第捂住鼻子的场景。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警告说：“泰晤士河犹如一条大下水道，除非人们立即采取某些措施净化它，否则它会给伦敦的250万居民带来可怕的瘟疫。”1858年夏，天气异常干旱炎热，泰晤士河的水位比平时低，河面垃圾横行，出现“大恶臭”。迪斯累利能忍受格拉斯顿在下院滔滔不绝的发言，但是忍不了泰晤士河的恶臭，用香水手帕捂住鼻子逃离下院。他把泰晤士河形容为“地狱池，其恐怖难以形容和忍受”。下院饱受臭气之苦，不得不休会一周，甚至引发“国会迁移会址”的问题。从6月到12月，《庞奇》刊登的漫画和文章纷纷让“父亲泰晤士河”“现身说法”，形象生动地揭露泰晤士河的污染和恶臭正影响全伦敦，嘲笑为数众多的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唤起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例如，“老父亲泰晤士河”给市长写信，抱怨它的生活受到沿河变迁的影响，“我的幸福之源被玷污。我曾经气质甜美整洁，现在变得又脏又臭。孩子们看到我都捏鼻子”。“我们昔日高贵、备受尊敬的‘父亲河’——泰晤士河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难以忍受……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无边无际的、致命的、恐怖的、敞口的、死气沉沉的臭水沟。”泰晤士河“大恶臭”的催化剂依然是下水道——伦敦所有的排水沟经下水道流入河流。公共卫生运动期间，伦敦清理大约200个化粪池，对泰晤士河的影响触目惊心，使它成为“伦敦主要的露天下水道”。这条“天然大下水道”成为霍乱滋生的温床，鲑鱼减少的元凶。正如学者沃尔所评：“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气味恶臭，伤眼刺鼻，对鱼儿有害，对人有毒。”“大恶臭”让首都市政工程局颜面无光，备受质疑。曾有议员质询该机构的首席委员采取了何种措施或提出何种建议避免污染泰晤士河，意在谴责该机构不胜任。应当说，首都市政工程局一直在摸索下水道建设方案，而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代价高，难如人意。在诸多难题中，“排水系统的出水口是眼下最大最迫在眉睫的卫生难题”。社会各界意识到，建立一个官方的主下水道、改变现有的排水口至关重要。为此，议会专项拨款300万英镑用于下水道建设。
